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和统治模式是国家主义的必然结局

2025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4周年。自1921年成立伊始，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8年时间，于1949年取得了中国的统治地位，至今已统治中国72年。回顾历史，有时未免感到非常惊奇。中国共产党何至于从一个弱小的政治团体而不断发展壮大，虽然几经挫折，但最终打败了国民党，取得了中国的政权；并且在其长达七十余年的统治期间，克服了多次重大危机，排除了所有的异己力量，而牢牢控制着这十几亿人口和广阔的土地呢？

一、对中共统治成功基础的深层解析

合乎逻辑的解释，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体制和统治是适合于大多数中国人的，得到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支持和拥护，满足了大多数中国人的期望。如果中国共产党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政权的。因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外部的支持是有限和次要的。如果大多数中国人反对这一体制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那它也不可能维持七十多年之久。

然而，要有更深的分析才能理解为什么大多数中国人支持共产党建立的体制及统治，和它提出的愿景。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将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解释为中国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反应，而我认为，中国传统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制度才是根本性因素，其次才是中国近现代受到西方势力的冲击和受苏俄的影响。来自于外部的冲击和影响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性和基础性的因素。只能说，就冲击而言，中国是被动的，中国是在败于列强后才打开国门，并不是主动迎接来自于外部的信息的涌入；但面对冲击所做出的反应却是主动的，并没有遵循西方列强所强加的规则。而经过不断的摸索和挫折，最终，中国在近现代由皇权专制演化为一党专制。

核心共识：寻求强大集权

自“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以来，中国的精英分子就一直在寻求摆脱西方列强通过一系列条约所强加在中国身上的种种规则及对中国政治的干预；战败被精英分子认为是极大的耻辱，而胜过西方列强所带来的物质和文明进步。经过不断的思索和政治实践，中国的精英分子逐步达成一个共识，那就是只有将全体中国人都统摄在一个强大的政权之下，这个政权能调动和集聚中国所有的人力和物力，才能够强大起来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与干预。而这一共识也得到了大众的响应。

二、近代中国强国方案的探索与失败

最早的强国方案是“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搞洋务运动。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技术和军事。然而，洋务运动未能经住战争的检验。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于是转入制度层面，效仿日本搞“君主立宪”，结果 “戊戌变法”和后来的立宪政改也宣告失败。继尔，“辛亥革命”废除了皇权专制，建立起所谓的“共和制”。

君主立宪的必然失败

中国是无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削弱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规范最高领导人的权力，都是与中国人希望迅速凝聚在一起的愿望相违背的。其失败根源在于：

• 权力分离和制衡的观念并没有深入人心。
• 由于缺乏宗教信仰，没有权力的“虚君”没有任何价值。
• 清廷少数异族统治，缺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

共和制的真实诉求：能人政治

革命党人建立的“共和制”，其真实目的是要建立让有才干者来担任国家领导人的机制，废弃皇权专制“家天下”的世袭制度。革命党人看中西方的共和制，并非看中的是它的法治，而看中的是其权力继承机制。

孙中山说得很清楚，“专制时代，父兄做皇帝，子弟承父兄之业，虽然没有能干也可以做皇帝，所以没有能的人也是很有权”；“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五讲）。

在孙中山看来，共和体制，国家领导人的权力仍然如皇帝一样不受限制，但不能由前任皇帝的儿子来接任皇帝，而要“奉有能的人做皇帝”。

但因为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和认同，精英分子无法良好运行分权的议会制度，造成北洋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最终达成“议会民主还不适合中国人”的共识。袁世凯恢复皇权失败后，孙中山仿效俄罗斯，通过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国制来重新集中权力。而党国制满足了近代中国精英和大众建立一个强大的政权和呼唤强有力领导人的内在需求。

三、新文化五四运动与国家主义的构建

如果说“辛亥革命”废除皇权是解决如何产生有能力的领导人的问题，那么“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宗法家族则是解决如何动员凝聚民众的问题，以赋予国家领导人以更大的权力。两者都为中国从俄罗斯引入党国制奠定了基础。

反儒家与宗法家族的“不彻底”

五四新文化时期，精英分子沉痛地将中国的积弱贫穷归因为儒家的宗法家族。传统皇权专制受“家国同构”和技术限制，皇权下不了乡，基层由宗法家族权力管控。

新文化运动虽然提倡科学和民主，提倡自由。但并非将之作为目的，而是作为强大国家的手段。新文化反儒家的“三纲”，针对的仅是父权和夫权，将个人从父权和夫权下解放出来的目的是让国民集结于国家主义的旗帜下，而不是真正为了个人自由。反“君权”实际上被虚置了，这样，就将忠君转化为了爱国。

总而言之，新文化五四运动消除了孝的价值，忠君转化为了爱国，就构建起了新的统治理论，也就是国家主义。国家主义主张人的价值在于为国家而奉献牺牲，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

当西方的议会政治失败了，俄国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似乎成功地证明了能有效地动员和凝聚工农大众，而让国家迅速强大起来。这样，在致力于国家强大的驱动下，由皇权专制转为一党专制的基本条件都已然具备。

四、列宁式政党在中国的落地与国民党的失败

十月革命范例的引入

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予了中国精英分子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范例。一个由精英分子和先进分子组成的政党，上有一个强有力的领导人，下则能广泛地动员起工农大众，就能将一个国力衰弱的国家迅速转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与西方国家相比，俄国与中国的国情更相似，加上巴黎和会的不公和俄共对华宣言，加速了其被采纳的进程。

历史发展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中国精英分子一直在寻求让国家强大起来的方案，无论是洋务运动，君主立宪、共和革命，还是提倡自由、民主和科学，或者马列主义，都只是手段。经历了多次的失败后，中国引入了列宁式政党，因为它才能实现中国人建立一个强大政权，动员和凝聚全体人民以摆脱西方国家干预中国政治的愿望。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和底层逻辑。

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

中共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其实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都是为反对帝国主义服务的，服从于反对帝国主义。因为要反对帝国主义，要动员和凝聚工农大众，所以必须打倒地主阶级，打倒资产阶级。这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批评儒家“孝”的价值和摧毁宗法家族的意图是一致的。

而社会主义的构想也是与国家主义高度一致的。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主张个人的价值在于为集体做出贡献和牺牲，都抹杀个人的独立性和差别，而把人看成是实现集体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而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则和儒家所描绘和向往的大同社会相契合。

国民党转型失败与中共的“君师合一”

国民党最终败于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在大陆的统治权。根本原因就在于其未能完成列宁式政党的组织转型，未能将广大民众动员和组织起来。

• 转型不彻底：国民党无法放手发动群众，特别是无法在农村开展土地革命而将农民动员组织起来，因为其骨干力量多来自于乡绅家庭。
• 思想权威缺失：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无法成为国民党的思想领袖，未能做到思想权威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国民党奉“三民主义”为圭臬，蒋介石仅是政党领袖。
• 中共的解决：中共通过不断的党内斗争，最终确立了毛泽东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将思想权威和政治权力合二为一，即“君师合一”。

列宁式政党为中国传统的君师分离转为君师合一提供了解决方案。中共的“延安整风”运动及建政后的“反右”运动，都是旨在剥夺知识分子对社会价值的解释权和话语权，而将之收归于政治领袖。在国家主义成为主流价值的前提下，列宁式政党是国家主义的最优选择，最有利于实现国家主义和中华大一统的目标。

五、一党专制：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

可以说，当国家主义成为中国近现代的主流价值，那列宁式政党的以党治国的政治制度和统治模式就是必然的结局。与皇权专制相比较，一党专制政权的权力更集中更强大，对社会的控制更广更深。

党国制与皇权制的对比分析

• 权力控制：皇权主要通过官僚体系，党国制则将党组织从上到下植入官僚体系作为中枢系统，实现了政权深入到基层社会。
• 思想统一：党国制实现了“君师合一”，党的领袖既是最高权力者，也是最高的思想权威。
• 领导人产生：党的领导人的产生范围比皇权专制更广，必须经过历练，可保证不会产生无能之辈。这是以牺牲最高领导人时间上的权力（不能指任嫡亲）来换取空间上的更大权力。
• 个人管束：党国制下，个人比在传统社会中所受到的管束更多而不是更少。传统社会个人受君权、父权和夫权的三重或两重管束，但三者管束之和也没有党国制下国家权力对个人的管束多。

因而，党国制是中国皇权专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升级。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只是在专制的框架内寻找出路，是传统价值的延续和制度升级。中国人接受马列主义和列宁式政党，并不在于俄共或苏共的推销，而在于满足了中国人的需要，是在原有政治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

六、结论：国家主义对宪政转型的锁定

无论中国目前取得多么大的经济成就，以中国人民近现代所遭受的苦难和现存的种种弊端来看，中国近现代选择国家主义的追求是错误的，而应当选择个人主义的价值观。不应将国家的强大作为目的，而要将个人作为目的。

但中国人要转向个人主义的价值观确实非常困难。因为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资源中缺乏个人主义的价值追求，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人生的追求就局限于现世的安逸和享乐，追求现世的荣华富贵和权力。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只得以国家的荣耀来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作为强大中国的一份子而自豪和骄傲。大一统的中国，强大的中国对绝大多数中国人具有非常强大的吸引力。

国家主义并非完全归于中共的宣传，而是中国近现代长期形成的，具有广泛而深远的基础。价值观决定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只要国家主义仍然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中国的宪政转型就是不可能的。即使中共政权垮台了，新的政权也仍然会大体沿用中共建立的这一套政治经济制度。为了夺取政权，就必须争取民众的支持，动员和发动民众。而要将信奉国家主义的民众组织起来，就只能采用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那其掌握政权后，也必然采取列宁式政党的统治模式。

人民决定政府，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制度。统治者只有采取适合于大多数民众的统治模式，才能保证政权的稳固。如果采取大多数民众不愿意接受的统治模式，是不可能长久地保持政权的。